卞云菲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：“书房里没有。张姨那里……”

“算了。”他打断她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整个人陷进去，手指插进灰白的头发里，用力按着头皮。“你继续吧。”他说，声音低得几乎被雨声吞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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卞云菲重新拿起笔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眼角的余光里，陈训延就那样瘫在椅子里，望着天花板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。窗外的雨声无边无际，将这个小小的空间包裹成一个潮湿的孤岛。一种莫名的情绪在她心里弥漫开来，不是害怕，也不是同情，而是一种细微的、针扎似的酸涩感。为他，也为这间屋子里挥之不去的、巨大的孤独。

那天之后，陈训延有两天没来书房。张姨说他感冒了，有些低烧，在家休息。卞云菲依旧按时过来，整理积压的信件，核对一些出版社发来的琐碎确认函，将陈训延之前吩咐要找的资料分门别类放好。书房里没有了他，一下子空旷得令人不适。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籍和稿纸，仿佛失去了镇守其间的灵魂，变成了真正的、沉默的废墟。她甚至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回声。

第三天下午，陈训延回来了。脸色依然有些苍白，咳嗽也没全好，但眼神恢复了惯有的沉静，甚至比病前更冷澈了一些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径直走到书桌前，拿起卞云菲整理好的资料看了看，然后开始工作。仿佛那场雨天的崩溃从未发生。

日子又回到了之前的轨道，甚至更加紧凑。因为病耽误了进度，陈训延赶工赶得更凶，烟抽得也更猛。卞云菲除了日常工作，有时还需要帮他应付一些不得不接的电话——编辑的催问，某个文学杂志的约稿婉拒，甚至是他那位定居国外、只在特定时间联系的姐姐的越洋来电。陈训延接电话时语气通常简洁冷淡，三言两语就打发掉，偶尔对着电话那头（往往是编辑）流露出明显的不耐。只有接他姐姐电话时，神色会稍稍缓和，但也只是听着那边说，自己很少回应，最后总是以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保重”结束。

卞云菲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，像观察一幅笔触越来越浓重、色彩越来越沉郁的油画。她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陈训延与外部世界之间那道坚厚的屏障，也似乎慢慢触摸到了这道屏障之内，那复杂而灼热的灵魂图景的一角。这一角，由偏执、才华、孤独、无法排遣的某种愤怒，以及一种近乎自毁的专注共同构成。

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末，陈训延忽然说：“下午跟我出去一趟。”

卞云菲有些意外。近两个月，除了去学校上课和回宿舍，她的活动范围几乎就是这栋洋房和S大校园。“去哪里？”

“见个人。”陈训延没有多解释，只是让她带上笔记本和笔。

车子驶出弄堂，汇入周末午后略显拥挤的车流。陈训延自己开车，是一辆有些年头的黑色轿车，内饰和他的人一样，简洁到近乎冷硬。他专注地看着前方，并不说话。卞云菲坐在副驾驶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，有些恍惚。熟悉的城市，从这个移动的、相对封闭的空间看出去，竟有些陌生。

车子最终停在城西一个僻静的茶舍前。茶舍门脸不大，藏在几丛修竹后面，环境清幽。跟着陈训延走进去，里面是仿古的中式装修，包厢里燃着淡淡的檀香。已经有一位客人在等候了。

那是一位老人，看上去比陈训延年纪大不少，穿着朴素的中山装，头发全白，但梳理得一丝不苟，眼神温润而睿智。见到陈训延，他笑着站起来：“训延来了。”目光随即落到卞云菲身上，带着善意的询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