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喝了不少，跟某个对冲基金经理抱怨“海外资本正在破坏美国成熟高效的监狱生态系统”，还说“有些亚洲人不懂规矩，需要被教一教”。

武振邦把报告推到一边。

他没有愤怒，没有意外。读这份报告的过程，像在看一份过期很久、早已知道凶手是谁的旧案卷宗。

那些名字、公司名、协会名，在脑海里一一对号入座，像猎人辨认雪地里的兽迹。

他问向东：“这群人有常规安保吗？”

“麦克莱恩私人保镖六个，三班倒。他的三个副手都有持枪许可，其中两人常备隐蔽携行。”

向东说，

“协会其他成员分散在全美各地，安保等级参差不齐。”

“不需要全。”武振邦说，

“带头的那几个就够了。”

向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
“老板，这不是监狱。”

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

“这些人不是囚犯，没有判决书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。他们是平民，是公民，是……”

向东身为律师出身的程序正义感发作了。

“是合法的罪犯。”

武振邦打断他，

“用合法手段剥削合法囚犯，用合法利润豢养非法打手，用合法身份掩护非法调查。

他们在这个叫‘阿美莉卡’的猎场里横行了几十年，从来没人能把他们怎么样。因为他们永远躲在法律的后面，躲在制度的缝隙里，躲在‘这是生意’这句话后面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现在，他们的法律保护不了他们了。”

向东没有再说话。

挂电话前，武振邦说：

“阿拉斯加那两个重伤的工人，医疗费、补贴按最高标准给。

告诉他们，炸油田的人，这辈子不会再有机会炸任何东西。”

1964年6月11日，巴吞鲁日，午夜。

罗伯特·麦克莱恩在他的乡间别墅里接待完最后一位客人，站在书房窗前慢慢啜饮睡前威士忌。